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花臂男“被反殺”案,再次考驗正當防衛的空間

信息來源于:互聯網 發布于:2021-10-26

28日,一段“街頭反殺”的視頻在網絡熱傳,視頻中一輛寶馬車強行拐向非機動車道,與騎電動車者發生沖突,車上三男子與電動車男子有肢體沖突,其中一人從車中拿出長刀砍向騎車男子,結果長刀掉落被騎車男子撿起,騎車男子持刀還擊將“寶馬男”砍死。
目前,昆山當地公安和檢察院正在調查“8.27”街頭砍人案,官方的表述是:犯罪嫌疑人于某和被害人劉某因交通問題發生口角,繼而升級為持刀傷害,致使被害人死亡,“犯罪嫌疑人已被控制”。結果,網友齊刷刷的留言:“犯罪嫌疑人不是已經死了嗎?”
公眾顯然站在了“殺人者”一邊,本案也成為“山東辱母殺人案”(于歡案)之后另一個考驗正當防衛司法標準的個案:當公民面對非法侵害時,該如何正當防衛呢?
目前,有律師按照刑法學的通說認為:于某撿刀之后砍人,還算是正當防衛;但是在對方已經轉身“逃跑”之后,還繼續提刀追砍,且砍了這么多刀,致對方死亡,就已經超出“必要的防衛限度”,不屬正當防衛。
我國刑法明確規定了“正當防衛”制度。1997年版的《刑法》還明確了“無限防衛權”,針對正在進行的行兇、殺人等嚴重危及人身安全的暴力犯罪,采取防衛行為,不屬于防衛過當。
但是,不少司法機關對“正當防衛”的認定相當嚴格,屢屢在個案中引爆輿情。在一些案例中,正當防衛的邊界,由法定的“沒有明顯超過必要的限度”,變成“不得已的應急措施”“必須窮盡一切手段之后,才能實施正當防衛”……有人專門研究了中國裁判文書網上100份與正當防衛有關的判決書,結果發現這些判決引導的應對不法侵害的方式,居然是逃跑,而不是反抗。
所以,很多法學界人士就認為,目前的正當防衛制度,已經淪為“僵尸條款”,更不要說《刑法》所明確規定的“無限防衛權”。
其實,案件的細節瞬息萬變,什么算是“明顯超過了必要限度”?什么是“違法侵害已經停止”?這些遠不像司法考試的題干寫得那么明確清晰。就本案而言,于某好端端地騎電動車,遭遇寶馬車搶道,遭到三人的圍攻,對方持管制刀具劈打,人身安全受到嚴重威脅,哪怕是對方暫時落了下風,也不能保證對方就已停止了非法侵害,說不定只是跑到車廂背后去拿出其他武器而已?
就像原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長沈德詠所說的:“要求防衛人在孤立無援、高度緊張的情形之下實施剛好制止不法侵害的行為,不僅明顯違背常理常情,而且違背基本法理”,默認每一個防衛者都是黃飛鴻那樣的“俠之大者”,對于窮兇極惡的傷害能“點到為止”,是不可能的。司法審判不能夠高高在上,站在“上帝視角”,對孤立無援的當事人“強人所難”。
本案的細節當然不能夠憑一兩段監控視頻就認定,“寶馬男”持刀傷害有沒有威脅到當事人的人身安全?于某的“補刀”行為,綜合當時的場景,是否明顯超過必要限度?這些還有待司法機關作出全面調查。輿論不能越俎代庖,代替司法審判。
此外,目前網上流傳的多份判決書顯示死者劉某某劣跡斑斑,其真實性還有待權威部門披露。但是,在全國掃黑的局面之下,死者一身紋身,車里藏一尺長的管制刀具,動輒砍人,有沒有涉黑涉惡?這也同樣需要做出全面調查。
“于歡案”爆發之后,“天理、國法、人情”應該在司法個案中做綜合考慮,這個原則已經深入人心,此案被視為正當防衛制度調整的重要信號。所以,還是希望“于歡案”打開的公民正當防衛的正常空間,在這次“反殺案”中得到進一步鞏固,而不是回縮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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